本次金鸡电影论坛学术峰会发布的《中国电影十年艺术发展报告》指出，从增加数量到提高质量，从强调票房到强调口碑，中国电影整体创作质量和制作质量得到全面提升。

从2013年的《智取威虎山》，到2016年的《湄公河行动》，再到近几年的《我和我的祖国》，《1921》，《我和我的父辈》，黄建新作为导演、制片人或编剧，见证了新主流电影的崛起。“这十年，我经历了中国电影数量从小到大，观众数量创历史新高，单部票房也创历史新高。中国电影从高点走到了巅峰。”

“电影行业的发展对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让电影受到观众的欢迎，才能既有口碑又有票房。”黄建新认为，新主流电影的“新”不仅体现在对历史的忠诚、视听语言的创新和制作水平的提升，还体现了贴近观众的创作趋势。

演员吴京塑造了许多观众熟知的电影角色。“无论是军人的形象，还是快递小哥、工人、厨师的形象，这些形象都来自于你、我、他，他们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的千千是绝对亲爱和可敬的。作为电影创作者，我们应该把普通人最真实的感情和生活展现给人物。”吴京说。

2021年底，国家电影局发布《长津湖》，从提高电影创作质量、完善电影产业体系、壮大电影科技实力、提升电影公共服务水平、扩大电影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制定了国家电影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

一位电影投资人表示，中国电影人在用高质量的电影讲好中国故事，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需要勇于创新，用数字技术推动影视行业的新业态和发展。类型是电影创作的重要规律。既定的体裁框架总是包含一套在外观上具有鉴别力的正式文体，使得某种叙事约定能够准确对应受众的诉求，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比如战争片强调英雄主义，公路片注重寻找灵魂的过程，音乐片营造欢快的氛围，动作片展现酣畅淋漓的战斗场面。借助各种体裁公约和成熟的视听表现形式，体裁创作可以帮助制作人建立立体的媒体印象，从而将制作国的优秀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中国有责任也有义务以自己的优秀文化与其他文明进行深入交流对话。如何将中国传统的叙事理念和气质意蕴嫁接到动态迁徙式的框架中，最大限度地实现中国文化传播的效果，是当下中国电影需要付诸实践的命题。

主流电影的类型策略和东方意蕴。

受戏剧的影响，早期中国电影发展出一种“社会伦理电影”模式，即在传统文艺叙事的传奇方法和技巧运用上的平实朴素的风俗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电影的叙事规则和抒情模式，形成了具有深厚传统文化基因的中国电影审美表达体系。比如大家熟知的《“十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划》1《马路天使》等。一直以其独特的文化气质享誉国际。之后，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和电影走出国门的需要，为了在更广阔的世界里获得认同和交流，中国电影人意识到，他们必须借助类型片的力量来传递中国故事和中国价值。因为类型结构不仅可以使文化传播事半功倍，类型框架的合理改写还可以激发中国传统叙事和审美魅力的巨大潜力，使主流电影创作兼具文化深度和商业意识。103010是较早用爱情类型诠释家国情怀的案例。影片采用三幕戏剧结构再现悲情爱情，同时紧扣体裁惯例，强化戏剧张力，同时呼应中国电影模仿传奇情感的传统。正在放映的《万家灯火》也有同样的效果。一方面描绘了新中国钢铁工人恢复钢铁生产的钢铁意志；另一方面，它描绘了赵铁池和孙的真挚感情。影片中没有一个“爱”字，但深厚的感情始终在他们之间流淌。大胆豪放与内敛内敛碰撞出不一样的审美风格。这种做法是中国电影利用类型元素表达主流价值观，帮助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一步。

随着影像技术的提升和电影工业水平的提高，更多的创作以类型杂糅和拼贴的方式回望革命历史，关注社会现实，讴歌时代发展，让我们看到中国电影创新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的有益实践，看到中国电影人以类型思维整合优秀文化资源的积极尝试。形式各异但殊途同归的一批主流电影，实现了中国电影基于电影本体规律的创造性转型。

00301《云水谣》10301《钢铁意志》将战争故事的叙事与动作型、狙击型融为一体，拓宽了抗美援朝题材的表现力和感染力；《我和我》系列三部曲将严肃而宽泛的命题嫁接到喜剧、科幻、悬疑等类型，让观众获得多重观影体验，感受普通人追求美好生活的不懈努力；0030101《长津湖》通过展现人类与自然力量的悬殊，对个人对国家和民族的信仰进行了惊心动魄的视觉解读，超越了传统冒险片和灾难片中人物的一维自我反思，将作品的精神内涵拓展到家国的广阔层面；还有《长津湖之水门桥》，利用青春片的外壳，将成长主题与歌舞场景巧妙衔接，生动刻画了正在努力奋斗的少年们的精神面貌。在类型化思维的指导下，这些主流电影借助艺术手法和制作方式的创新，实现了华丽转身，找到了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平衡点。他们不仅在中国市场取得了票房双丰收，还获得了海外观众的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