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我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90年代初,除了电影学院,很难看到经典电影,尤其是外国电影,因为当时中国没有放映大师的作品。而在这里,我可以看经典电影。有两种查看方式。一、从一年级的电影史课程开始,课程分为“中国电影史”和“世界电影史”。当我们谈到某个导演或者某个时期的时候,我们会放映相应的电影。第二张是从学校录像带收藏室借的。当时是VHS磁带。
学校里有各种各样的电影。国外的电影大多是我们学校的老师翻译的,也有老师在苏联留学过。比如我看了一个老师配音的《士兵之歌》和《雁南飞》。胡滨、张献民和其他教师曾在法国学习。我们看了他们为让-吕克格达尔和弗朗西斯特吕弗配音的电影。还有一些来自台湾省的电影视频,比如沟口健二、黑泽明、小津安二郎、大岛渚等日本电影大师的作品,因为有老师在日本留学过。
资料来源:《贾樟柯的世界》,[法国]让-米歇尔福东著,孔谦译,民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1月。
这种氛围真的让我受益匪浅。20世纪80年代末,获得国外学位的一批留学生开始回国任教。电影学院过去主要以苏联电影为主,教学沿袭苏联模式。但是到了90年代,就开始改变了。他开始教我们欧洲和日本电影,后来又讲韩国电影。另外,每周二可以看两部从中国电影资料馆借来的外国电影。因为很多老师都出国留学了,所以还和大使馆保持联系。感谢法国大使馆,我们看了很多法国电影,他们借给我们一些长片,比如《狂人皮埃罗》,《芳名卡门》。就这样,我看的电影越来越多,一些导演开始吸引我的注意力。
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让我非常感动。他的第一部电影我看的是《红色沙漠》,以此为例在课堂上分析电影的色彩。但深深影响我的是空间,工厂空间,孤独和疏离的感觉。被安东尼奥尼迷得神魂颠倒,我去录像带收藏室借了他所有的片子。直到今天,我特别喜欢《夜》和《中国》。
我喜欢《夜》里的冥想散步。女主角从书展出来,在街上游荡,直到来到郊区。我们跟随她的脚步,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空间。我记得有一个场景特别让我感动。她看到一些年轻人在燃放烟花,火箭形状的烟花燃放了。我似乎看到了超现实的元素,甚至飞机和飞行器。直觉向我揭示了空间的秘密。所以我更明白空间可以容纳情绪和宝贵的信息。因为安东尼奥尼,我意识到空间可以成为电影的完美主角。
贾樟柯
因为很喜欢他的电影,所以去图书馆借了关于他的书。当时电影学院有一个“港台阅览室”,以港台出版的电影书籍命名。在那里我找到了台湾省出版的关于安东尼奥尼的书籍和采访。从一次采访中,我读到他每拍一部电影,就要和空间进行五分钟的对话。这让我很激动,因为他说的话证明了我理解他的电影对空间的运用。我觉得一个导演能和空间交流真是太神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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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西卡:
日常生活中的诗歌
另一个我很喜欢的导演是罗伯特布列松。他的电影我几乎都喜欢,《穆谢特》,《钱》,《乡村牧师日记》都一样喜欢。然而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死囚越狱》。这部电影让我发现了电影中的时间概念。监狱中人物的日常动作和道具,不仅仅是用来获取特效,更是让观众感受犯人,体验时间。
从那一刻起,我开始反思叙事的效率。我们的剧本课参考了美国模式,强调叙述的效率,强调每一个场景,每一个镜头都要把故事推进去。老师反复教我们让观众从头到尾跟着故事走。也许效率是资本主义的原则,但如果你看看伟大的电影(和文学作品),你会发现许多相反的例子。比如Takovski的《安德烈鲁勃廖夫》:显然导演对效率并不感兴趣,而是把所有的情绪都倾注到影片中。
贾樟柯
我也重新发现了一些电影,比如维托里奥德西卡的《偷自行车的人》。我小的时候,这个片子在县城上映。我看过,但差点忘了。在电影学院,我也看了《风烛泪》和《米兰的奇迹》。我喜欢德西卡的电影视角,从中我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比如《偷自行车的人》教会了我很多画面构图,结构上有一种自然的顺序。从白天到晚上,风,雨,雷:对我来说,日常生活包含在天气的自然组织中。特别喜欢父子避雨的场景。罗马的大街上突然下起了雨,所有的商贩都撤走了。父子俩挤在屋檐下避雨,一群神学院的学生跑过来。对我来说,这就是日常诗歌。雨带来了诗意的语言,雨的声音创造了诗意的瞬间。
大学最后一年,我们看了一部Khiesz Lofsky的电影。首先我看了《十诫》,我们当代电影理论老师最喜欢的电影。但是我特别喜欢《机遇之歌》,因为这部电影拍的时候波兰是完全封闭的。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给了我一个重要的教训:简单的风格。谢飞先生从国外给我们带来了他的两部电影。一部《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另一部《过客》,黑白电影,讲的是一个想看足球比赛的男生。我觉得他的电影很特别。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电影的风格很简单,他成功地在这种简单的风格中透露出微妙而丰富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