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奖后前妻说让女儿何时看合适呢

去年，你的朋友圈有没有曾被冯远征的一篇口述个人史《我穿墙过去》刷爆？那篇文章出处是新媒体“正午”，其前身是“界面·长篇”，创建于2014年9月，是互联网上的非虚构原创平台。“正午”的特点是不追热点，刻意避开新闻和头条，只寻找新鲜、具有时代感的故事。

发表在“正午”上的故事，最近结集成《正午故事1：我穿墙过去》一书出版，书名出自冯远征那篇文章。书中收录了13篇文章，分别为特写、随笔、视觉、个人史、访谈和故事，都是“正午”的栏目。可以说，这些文章是“正午”创办初期最好看的故事。其中《诗人出差》出自“故事”篇，讲述一个诗人和一个导演的一段惊险放纵的旅程，陪伴他们的是诗歌和火星招待所。我们选择它推荐给你，只因为觉得这个故事很“好看”。

文 李纯（《南都周刊》记者）

缩编 王琼楠

竖靠在竹木椅子上，几乎快要睡着了。

在此之前，我在北京遇到一些诗人，从他们嘴里飘出的关于竖的只言片语，听上去活脱脱是个劣迹斑斑的北漂青年。而现在，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父亲，他的女儿已经快三岁了。他信佛，戒酒，并成为一个素食主义者。

这并不是我第一次“见”到竖。一个多月前，在北京，我看过一部电影《诗人出差了》，导演雎安奇。那是一部拍摄于2002年的电影，但12年后才剪辑完成，2015年获得鹿特丹电影节亚洲最佳电影奖。竖是这部电影的男主角。

电影的开头，是新疆一个破旧的旅馆房间，竖盘着腿，全身赤裸地坐在床上抽烟。他操着一口阴郁的上海话：“我是一个诗人，我没出过差。2002年的秋天，也就是12年前，我决定派自己去新疆出一趟差，在出差的路上，我写了16首诗。”

和电影里一样，竖是一个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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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竖试图自杀。那是1999年，他在上海的一家网络公司做设计，生活琐碎又无趣。回到家，他打开煤气，用湿布把门缝塞上，突然电话响了，是诗人乌青的电话。那时候乌青和他一样困窘，借钱，他告诉乌青，卡号报给你密码报给你，你自己拿，我要自杀去了。挂完电话不多久，警察找上门。竖自杀未遂，他骂骂咧咧：他妈的，乌青这小子可以啊，居然还报警了。

那次之后，竖发了一笔意外横财——他的诗歌被一家网站的老板看中，给了他一万块钱稿费。他拿着这笔钱，辞掉工作去成都找何小竹和杨黎，参与创办了诗歌论坛“橡皮先锋文学网站”。不久，他和一个来自北京的女诗人陷入了一段歇斯底里的恋情，并和她前往北京生活。三个月以后，激情耗尽，他们分手了，竖回到上海。

在上海，竖当起了厨房排气管道的货运工。每天耗费太多时间在公路上，挤占了他阅读和写作的精力，很快，他产生厌倦。那时，全国各地有很多诗人纷纷涌至北京，他们聚集在一起热烈地讨论诗歌和文学创作，杨黎打电话给竖：“来北京吧，你在上海干什么？”“做装卸工。”“你有毛病啊，赶快过来。”

竖在北京开始了一段乌托邦式的生活。他和一群诗人把居住的地方命名为“火星招待所”，接纳来自各地的诗歌爱好者。大部分诗人无所事事，一个人去工作，赚来的钱养活其他诗人，等这个诗人工作烦了，再换另一个诗人去工作。有一次，房东打开门，吓了一跳，十几个男男女女睡在一起，地上一片狼藉到处是酒瓶。他们被房东轰了出去，搬到郊区。

北京的生活让竖感到新鲜又刺激，这个城市和他相似的“神经病”太多了。不过，当他认识雎安奇并决定和他一起拍电影的那一刻，他并没有意识到，生活因此会泛起短暂的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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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8月的一个夏夜，导演雎安奇第一次见到竖，在三里屯南街的一个酒吧。当时，处女作《北京的风很大》获得巨大赞誉的雎安奇正在筹备一部实验电影《诗人出差了》，四处寻觅男主角。第一眼见到竖，他散发出的诗人特有的一股子忧郁气质，让雎安奇觉得：“竖就像是为这个片子而生的”。

剧本是雎安奇蜗居在新疆一个山谷的旅馆里构思出来的——一个诗人为自己开启的一段放荡的旅途，毫无目的地在风景和欲望中穿梭。

竖听完雎安奇的这些描述，竟没有半点犹豫，立即答应了。雎安奇布置了一堆行头：两个黑色大包、托友人从美国带回的便携调音台、自制的摄影机肩托、水杯、运动鞋、外套。一切都显得粗糙而又匆忙——一个是急于证明自身的导演，另一个是毫无经验的诗人。

那真是一次惊险、放纵，一生中再也无法复制的旅程。他们从乌鲁木齐出发，到库尔勒，穿过和田，再到尉犁县，穿越南疆和北疆之间的大峡谷，到达巩乃斯的国营农场，再到伊犁，霍尔果斯口岸，奎屯，途经果子沟和赛里木湖，至阿勒泰。白天，他们搭车，像游客一样邂逅风景与人交谈，夜晚，他们进入各色小旅馆纵情声色。

但更多时刻，他们处于一种消耗过度的紧张和疲惫的状态。雎安奇包揽了导演、制片、录音甚至导游的工作。即兴的创作方式让他不得不时刻保持高度的敏感，也让从未受过任何专业训练的竖很快变得不耐烦。他们开始争吵，甚至相互羞辱。

一天深夜，争吵持续到一点多。竖和雎安奇同时背起行李，走出旅馆，一个朝南，一个往北，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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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北京的很长一段时间，雎安奇的精神几近奔溃，总是处于一种走在路上的幻觉中。睡觉时不停地做梦，总是和新疆有关。公路、司机和性，像梦魇一样令他无法摆脱。

“对我的伤害非常巨大，把青春的勇气用尽了。”雎安奇后来回忆。将近一年，他无法面对有关新疆的一切，而那几十盘磁带，被他永久地尘封在一个箱子里，此后十余年，再也没有打开过。

竖重新回归到“火星招待所”。零星会有人好奇：“你不是去新疆拍了一部毛片吗？”他回答：“拍砸了，没有这部电影。”后来，他不提也没有人再问过他，那部电影像投到他生活的一块石子，沉进去，消失了。

经过最初亢奋的写作期，竖渐渐对这种群体性的生活产生了厌倦。创作上，竖也陷入重复，他离开“火星招待所”，去一家南非驻北京的公司卖起了红茶。他嗜酒如命，除了上班，就是混饭局，一个饭局结束了，他又转往另一个。比起诗人，他更像一个混子，靠喝酒释放心中的压抑。有两三年的时间，他写不出诗了。

2007年，竖的父亲得了喉癌，确诊时已是晚期。他离开北京回到上海，进入一家广告公司工作。脱离北京的诗人圈子，他想找个喝酒的同伴都没有：“上海太安静了，像个太平间。”

父亲在医院的那段时间，是他最低落的时期。他找不到精神依托，但又开始写诗了。年轻时他对未来充满期待，手握大把的时间，总能折腾些名堂，而现在，连时间都不站在他这边了。他觉得自己像个“风箱里的老鼠”，庸庸碌碌。

他阅读宗教书籍，希冀从宗教信仰中寻求答案。他去灵隐寺祈愿，开始学习佛教，每日诵经。他遇见了一个女孩子，他们很快坠入爱河并结婚，妻子还为他生了一个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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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雎安奇带着新创作的剧本去上海参加电影节，和朋友聊起竖的近况，听说竖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生活安稳，还结婚了。他打电话给竖，约他见面。

当天晚上，雎安奇见到竖，简直有点认不出来了——竖穿了一身西装，拎着公文包，骑着一辆自行车。那时，竖的父亲刚刚去世一个月，女儿即将出生。竖仍记得雎安奇喜欢露天吃饭，“走，我带你去一个大排档，非常好吃。”

那次吃饭，竖送给雎安奇一本朋友帮他出的诗集《和一个混蛋去埃及》，雎安奇没想到竖还在写诗。回到北京，雎安奇翻阅竖的诗集，同时打开了尘封多年的磁带，有的磁带磁粉已经脱落，很多镜头甚至出现了马赛克，他不无感慨：“时间给这些肉体打上了马赛克。”他决定把这部片子剪出来，并在电影里以字幕的方式插入竖的16首诗，一剪就是一年多。此间，竖从广告公司辞职，离了婚，在嘉定的上海工艺美院学习版画。

2015年1月，雎安奇和竖一起应邀前往鹿特丹参加电影节。当竖第一次看到这部影片，他觉得恍如隔世，电影里发生的所有情景他说的所有台词，他完全不记得了。唯一能够确定的，他知道那个人是他。在鹿特丹电影节，片场坐满了观众，放映结束时，每个人对他点头微笑。他偷偷对雎安奇说：“这一切就像一场梦。我唯一能够确定的，这是一个好梦。”

《诗人出差了》获奖之后，一些许久不联系的朋友向他表达了赞誉，不过他的前妻没好气地评论：“孩子他爹主演的电影获奖了，但是这样一部电影，你让我们的女儿什么时候看合适呢？”

从鹿特丹电影节回国，竖感到非常幸福。有一天，这种幸福感几乎要从他身体中溢出来了，他像个小孩一样，希望把这种幸福传递给周围的人，但又不知如何释放。他走在街上，看到一辆献血车，他上车献了400cc的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