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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前的他带着DV来到新疆，十几年后的他得了国际大奖

作者：新疆影视网转载更新时间：2017-04-05 10:22:24

2002 年秋天，当时仅 26 岁的导演雎安奇带着一个小有名气却穷苦潦倒的上海诗人竖（侯献波）去了新疆。此行只有两个人，一部迷你 DV，要拍一部电影。行程很明确，在新疆随着跑运输的父亲长大的雎安奇在一年前已经仔细踩了点，这将是一个诗人在西北苍凉的公路上的故事，关键词是“辗转、寻找、妓女和做爱”。
刚刚 30 岁的竖跟着雎安奇搭车走了四十天，找了四十天的妓女，写了十六首诗。用雎安奇的话说，“是像西天取经一样的自我放逐。”这一场身心交瘁的放逐下来，雎安奇精疲力竭，“接下来的一年感觉都很虚无”。他将七十多盘录像带封在了箱子里，三次搬家，但十年未拆封。直到2013年再次偶遇诗人竖，才开始剪辑。
这十多年，鹿特丹电影节负责中国地区的选片人葛文·塔姆斯玛（Gerwin_Tamsma）是这样向《好奇心日报》形容的：“美酒在发酵”。这部题为《诗人出差了》实验电影在2015年第44届鹿特丹国际电影节（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Rotterdam）上首映，并一举获得了亚洲最佳电影奖（NETPAC Award）。

雎安奇获第44届鹿特丹电影节最佳亚洲影片奖现场（摄影：Felix Kalkman）
商业电影的成功几多相似，独立影片背后的故事却各有不同。40 多年来，以推崇独立电影著称的鹿特丹电影节，每年在凛冬时节献映的电影，绝大多数都带着“先锋”或“艺术”电影的标识（有心逗留在会场，也能多少听到这些作品背后的故事）。中国的独立电影称从 1990 年代初（张元的《北京杂种》）起步，二十多年来在鹿特丹的亮相也可以看出些独立电影在中国的景况。
今年鹿特丹电影节 220 部长篇电影中，有大概 8 部来自内地和香港，11 部来自台湾（其中大半是来自台湾“新院线运动”时候的老电影）。华语片的新作中，可能观众熟悉的就只有《黄金时代》。其余几部用“反映中国底层现实”来概括不为过：“农民工”有章淼焱的《天堂一角》，早些出现在釜山电影节上，镜头跟随留守孩子进城寻找外出务工的母亲；“城镇化”有李珞的《李文漫游东湖》，武汉市区慢慢缩小的东湖边的故事，以及王兵的纪录片《父与子》，一个父亲两个儿子生活在工厂给的 4 平米的小屋中。

“规则都是一层窗户纸”

当鹿特丹电影节负责中国地区的选片人葛文收到《诗人出差了》样片时，他已经不记得这部由 HBF基金（Hubert_Bals_Fund，自80年代为纪念鹿特丹电影节的奠基人Hubert_Bals而设立的一个低门槛、资助发展中国家独立影片制作的基金会）曾支持过的电影了，但这是葛文今年看过的、最精彩的电影之一。他随即给雎安奇发了一封热情洋溢的邮件，邀请影片参加影展。

雎安奇几天后收到了柏林电影节的邀请，被葛文的邮件打动，雎安奇已经选择了鹿特丹。这样的选择，时时会发生，危地马拉导演 Jayro_Bustamente的《Ixcanul》（《火山下的人生》）亦得到 HBF 基金的支持，但决定参加今年柏林电影节的竞赛单元。

王兵《父与子》剧照；

李珞《李文在东湖漫游》剧照

雎安奇《诗人出差了》剧照

《诗人出差了》获奖当晚，雎安奇就收到了好几个影展的邀请，亦有计划在美国结合展览进行放映。能有这样的推广，也要看到《诗人出差了》强大的制作团队，导演雎安奇的第一部影片《北京的风很大》就在柏林电影节获奖，出品人方励的作品包括娄烨的《颐和园》和去年韩寒的《后会无期》，制片人李振华更是资深的当代艺术及新媒体策划人。
对于完全没有艺术院线的中国而言，能够进入国际影展，几十年来都是作品得到认可的证明。如今各大电影节上都不乏来自中国的电影，雎安奇对有志进入这个圈子的年轻人说，“这些所谓的规则，都是一层窗户纸。”
电影节上，专门面向年轻制片人的“鹿特丹实验室”（Rotterdam_Lab）也在帮忙捅破这层窗户纸。这个单元 15 年来每年都汇集一批年轻制片人，在电影节期间集中培训（这个单元尚未在中国找到合作的机构）。Nienke Poelsma 是 CineMart 和鹿特丹实验室的负责人，前者是鹿特丹在80年代初创立的“集会”，将国际电影人聚集在一起，以酿造合作机会。Nienke 对《好奇心日报》说，鹿特丹主会场很集中，专业人士们很容易在各种餐会和聚会上见到，要比戛纳等大影展容易很多，“我们也会告诉学员该如何就算在电车上巧遇投资人，也能在几分钟内打动对方。”

从这里起步，在这里终结？

国际电影节几乎是伴着 1960 年代的“布拉格之春”起步的，半个多世纪过去，电影节已经是电影行业举足轻重的一部分。现时的“影展网络”发达复杂，基于投资的不同来源，欧洲和美国也呈现出不同的生态（美国没有来自基金会的投资）。这一点放在眼中，再把“Film Festival”翻译成“电影节”就只是点出了人头攒动的表象，却道不出它们（当下全球有超过 1 万个电影节）在当代电影工业中穿针引线的现实作用。尽管这 1 万个电影节绝大多没能够坚持下去。
坚持下去且每年都能吸引眼球的，并不多。鹿特丹电影节一定名列其中，而且它仍然以不设红毯、坚持先锋而著称。鹿特丹电影节现任主席鲁格·沃夫森（Rutger_Wolfson）不久前宣布辞职，今年将是他带领的最后一届电影节。2008 年上任的鲁格两年前患了一场大病，痊愈后决定提前离开（离合约任期还有一年），生命的脆弱让他决定“不再推延任何事情。”

鹿特丹电影节上给孩子们设立的电影院（摄影师：Bas Czerwinski）
出身当代艺术圈的鲁格，八年来不无努力地保留着鹿特丹电影节的先锋气质。但辞职的消息出来后，《好莱坞报道者》的评价仍然尖锐：“鹿特丹正在十字路口上。”
批评者的声音顺应成功学的标准，“太多另类的电影、太少明星吸引媒体、太少商业机会能够吸引业界。”即便当培养青年电影人的项目获得瞩目的成功（譬如鹿特丹资助的电影在戛纳获大奖），“但是这样的成功并没有让鹿特丹获益，”荷兰媒体 Algemeen Dagblad 的电影编辑 Ab Zagt 说。
在热衷独立电影的人看来，在竞争激烈的行业中，旗帜鲜明地坚持“先锋”，大概就是最大的“获益”了。至少到目前为止，鹿特丹还在孜孜不倦得为这样的标识输入。电影节最核心的“金虎奖”只颁给处女作或二年生的作品；HBF 为发展中国家的独立影片提供小数额的资金支持（今年参展的所有中国电影，除了《黄金时代》外，都得到过这个基金的资助）；除了上文说的“鹿特丹实验室”培训制片人，类似还有训练年轻影评人的，不一而足。
但是“独立”这两个字真是很难养，起步难、推广难、发行更难。大洋彼岸一样紧握“独立”旗帜的美国圣丹斯电影节刚刚闭幕，被评论家吐槽已经变成“电视剧推广平台”。鹿特丹今年设计了两个帮助发行的单元：“IFFR Live!”（在欧洲其他影院同时上映鹿特丹电影节的片子，然后透过社交网络与电影人交流）和“Tiger Release”（将影片在 European Video on Demand，一个欧洲视频点播平台上发行），效果一时难以评价。
很多独立电影有着和大片完全不同的运作方式。因为缺乏强大的营销资金支持，独立电影往往完全不在市面上打广告，也不会打点院线求得高排片率。相比之下，参加特定的电影节获得预售权和相应的资金，是独立电影公司重要的营收来源。所以独立电影一般都不会进入正式发行渠道，在不同国际影展放映一轮便几乎定义了电影的生命周期。
那么你呢？当你在电影院面对一众的确太烂的商业片大加吐槽的时候，会不会想起那些不知去了何处的、不一样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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